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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史記 | 司馬光耗盡生命廢王安石斂財之法 百姓感激涕零

來源:短史記 企鵝號 責任編輯:且聽風吟 發表時間:2018-05-21 15:30 

 文 | 李夏恩

  司馬光死了。

  這一天是1086年10月11日,元祐元年九月初一。

  對七天后葬禮上吊唁的賓朋和同僚來說,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早在年初,司馬光就已罹患重疾,1月31日的謝表中,這位年已六十八的老人就向剛剛登基十個月的新君表示,自己“去春以后,疾疹屢生,入冬以來,飲食漸少,迨茲歲序之首,頓覺筋力之衰,拜起絕艱,朝請殆廢”,七天以后,他不得不請假。

  從此以后,疾病就日削月割地蠶食著他的身體,直到他完全被死亡攫走,留下那具被寄予了無限期望和失望的軀體,被套上象征權力和榮耀的一品官服,灌進皇帝和太皇太后欽賜的防止腐爛的水銀,裝殮在安放著龍腦等香料的棺槨之中。

 

  圖:司馬光像

  盡管這一切隆重的喪儀絕非司馬光所樂見——眾所周知,這位一向清介自守之人對各種各樣的繁文縟節有著天然的排斥——但他如今已經被關在黑暗的棺槨中沉默不語,所以就必須忍受他昔日的同僚和朋友在他的葬禮上公開譏諷爭吵。他葬禮那天恰好是明堂大饗禮,皇帝在躬親齋戒后,君臣上下應當在舉行大典的大慶殿舉行典禮,大赦天下,對帝國來說,這是慶賀天下升平的吉禮。

  因此,當司馬光的好友蘇軾在明黨典禮結束后,急忙和兩班同僚奔去參加司馬光葬禮時,他被司馬光的另一位好友,素以恪守禮儀為名的程頤攔住了。程頤是司馬光葬禮的操持者,他引用孔子《論語》里的“哭則不歌”,阻止蘇軾參加葬禮,但蘇軾卻反駁說“只有哭則不歌,何嘗有歌則不哭”。當這一群人終于抵達葬禮現場后,程頤再一次讓司馬光的家人不得受吊,原因同樣是因為這些人剛剛參加過吉禮。接下來的發生的爭執在后人的記載中有著各種不同的說法。

  程頤的支持者指責蘇軾刻意尋隙,在環顧了由程頤操持的完美無瑕的葬禮后,他對程頤如此熟悉喪禮環節大加嘲諷,說只有居喪之人才會讀喪禮之書,而程頤的父親身體康寧,那么程頤“何為讀喪禮乎?”而蘇軾的支持者則記載說蘇軾之所以與程頤在葬禮上當堂爭執,是因為程頤泥古不化,堅持用所謂的“古禮”“臆說”來裝殮司馬光的遺體,外表看起來看起來就像是把司馬光裝在一個信封里,準備郵寄給閻羅大王親啟:

  “此豈信角一物,附上閻羅大王者耶?”

  程頤的不近人情使蘇軾怒不可遏,一如蘇軾的刻薄玩侮使程頤切齒吞聲,無論葬禮上的爭執真相原委究竟為何,但兩人之間從此勢同水火卻是葬禮之后的現實,因此導致的以程頤為首理學家們組成的“洛黨”和以蘇軾親友門下組成的“蜀黨”之間綿延數年的黨爭,而在司馬光生前,他們本是同一壕塹內的同袍,為了同樣的政治目標而攜手共進,如果司馬光仍然活著,他肯定會以自己的德行聲望和人格魅力平息這場內訌。而現在,即將被這群互相攻訐的同志送進墳墓的他再也無力彌合朝堂上四分五裂的政況。

  然而,對那些被隔絕在朝堂大政之外的百姓來說,司馬光只有一個單純的形象,一位具有高尚德行的賢臣。當他去世的消息傳來時,京城民眾皆罷市前往吊唁,甚至遠在偏遠的廣南東路封州的人們也不約而同地祭奠他,盡管根本沒人見過他的模樣。被民眾神格化的司馬光甚至還以他的死亡惠及京城里的一群從事特殊行業的生意人,他們是一群畫工。由于幾乎家家戶戶都希望得到一張司馬光的畫像請回家祭拜祝禱,使這些畫工忙不迭地繪制遺像,刻印售賣,有些畫工靠賣司馬光畫像陡然而富。

  盛大的送葬行列扈送著司馬光的靈柩前往他最終的葬地,守護在靈柩兩旁的是已經分裂各懷心思的至交同僚,夾道哭臨和路旁憑吊的則是成千上萬真誠哀悼的百姓。每個人都依依不舍地送他離開京城。

  一如18個月前,他們歡欣鼓舞地歡呼著他的歸來。

  歸來:沖毀禁言的堤壩

  “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1085年4月16日,歡呼聲響徹京師汴梁的大街小巷,民眾幾乎忘記了13天前,神宗皇帝剛剛去世,天下還處于國喪期間。他們守候在街道兩旁,只為一睹為奔國喪從西京洛陽奔赴京師的司馬光的容顏,圍觀的人群是如此眾多,壅塞了街道,以至于司馬光騎的馬都無法前行。當他前往舊日同僚私邸拜謁時,街市上的人甚至爬到樹上,騎在墻頭圍觀這位傳奇人物,當私邸里的仆人大聲呵斥,想要趕走這些看熱鬧的圍觀者時,得到的是圍觀民眾的集體訕笑:

  “吾非望而君,所欲識者司馬相公之風采耳!”

  但包圍在萬眾歡呼中的司馬光沒有感到任何欣喜,他的臉上露出的更多是憂懼的神色。這種憂懼部分很可能來自于一位曾居權樞的官員對政治的清醒認識:一位深得眾心的臣子很容易被君主視為沽市人心有不臣之舉。但另一方面,歡呼背后的盛名之累和權力重擔也讓他避之唯恐不及。

  從1071年開始,在長達十五年的時間里,他已經逐漸安于遠離政壇的賦閑生活。盡管只要他需要,朝中大事都可以隨時與聞,但他卻選擇盡量屏蔽這個是非之地傳來的嘈雜之聲。后來的一些史學家認為司馬光在洛陽賦閑的十五年時間是在韜光養晦等待東山再起,這只是一種基于政治權謀的無端揣測。就像時人所描寫的那樣,為了盡量避免閑居朝臣干預政事的閑言碎語,他在朝中為相的至交好友呂公著給他寫信問候,他從不寫回信。他的一位弟子馬永卿曾經記述過司馬光閑居時候的日常生活:

  “侍吏惟一老仆,一更二點,即令老仆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罨火滅燭而睡,至于五更初,公即自起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

  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游宴飲也是他閑居時的樂趣之一,1083年,他發起了一個名為“真率會”的小團體,食不過五味,下酒菜肴亦不過三十器,飲酒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一如司馬光在詩中所透露出的那樣:

  “花似錦紅頭雪白,不游不飲欲如何?”

  他本應就此終老林泉之間。就在1085年的3月底,他還上奏狀稱自己:

  “今年六十有七,耳目手足,雖未全衰,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臨繁處劇,實所不堪”。

  希望皇帝能從西京留司御史臺和國子監之類的閑職中挑出一個讓他繼續優游林間。但神宗皇帝的崩逝猝然將這位六十七歲久已退出政壇的老人再次拉回險風巨浪的宦海之中。

  面對百姓的殷切期望和萬眾呼聲,司馬光最直接的選擇是逃回洛陽,但僅僅兩天后,4月18日,臨朝攝政的太皇太后就派遣內供奉官向司馬光宣諭“邦家不幸,大行升遐,嗣君沖幼,同攝國政。公歷事累朝,忠亮顯著”,溫和而不失威嚴的命令司馬光“毋惜奏章,贊予不逮”,盡早回京供職。

  另一份私人記載中的措辭要嚴厲得多,太皇太后親自下手詔責備司馬光“先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等同于強迫司馬光接受任命。

  在經過一番忖思后,司馬光決定重回曾經讓他自我放逐的京師。但他很快發現,自己面對的政海風浪遠比他離開時更加波云詭譎。

  “其申諭中外,以自今以來,協心循理,奉承詔令,以稱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欽,必底厥罪。仍仰御史臺察訪彈劾以聞”。

  5月4日朝廷頒布的這道詔書讓無數希望新帝登基改弦更張的官員如墜冰谷。這封詔書盡管看起來是要貫徹先帝遺志,維持過渡時期的政局穩定。但其實質卻是借先帝之名打壓那些敢對神宗朝新法有所非議之人。“敢有弗欽,必底厥罪”這樣形同恫嚇的嚴辭背后,正是高居宰執之位的新黨領袖蔡確。

  蔡確被時人看作是唐代變法名相李德裕的轉世,他的發跡也確實是靠變法。新法中的常平、免役兩法皆出其手,因此他的仕途也與新法休戚相關。他搶先一步掐斷言路,就像神宗一朝新黨的慣用手段那樣,通過恐嚇、貶謫的手段強迫那些敢言新法之非的人噤聲。

  在頒布詔書的第二天,他就處罰了越職言事的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

 

  圖:王安石像

  但復出的司馬光有太皇太后這個更強硬的后臺。

  5月23日,起復后的司馬光明確提出自己的首要政見,一如奏疏名稱《乞去新法病民傷國者疏》,他的目的直指爭執的核心:廢除自1068年開始,由王安石主持推行的所謂“新法”。這份奏疏可以看作是他未來執政的綱領性文件,以至于逐字逐句都進行了精心雕琢,以期能達到最大的效果。

  在奏疏里,他非常巧妙地通過舉出1074年宋神宗皇帝因為災害不雨反躬自省,暫罷新法的故事,將皇帝與新法一黨進行了切割。他強調,恰恰是那些新黨因為擔心皇帝覺悟,“己受誤國之罪,伏欺罔之刑”,所以聳動君心,不顧一切頒行新法,“此皆群臣躁于進取,惑誤先帝,使利歸于身,怨歸于上,非先帝本志也”。

  如此,蔡確等人便不能再抬出神宗皇帝的遺訓來壓制反對新法的聲音。對一些新黨企圖用“三年無改于父道,可謂孝矣”來進行的頑抗,司馬光明確指出,太皇太后是先帝之母,在新帝親政前擁有代理軍國之事的權力,因此廢除新法乃是“太皇太后陛下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何憚而不為哉!”

  在同一天,司馬光又連上三疏,乞罷保甲、免役、將官三法,并且為被蔡確處罰的宋彭年和王諤聲辯。司馬光指出,對這兩名官員所加的“越職言事”的罪名,乃是當年神宗朝王安石為首的新黨為了鉗制人言的慣用手段,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專威福,行私意”,所以才會對代表天下公論的諫諍之言深惡痛疾,“嚴禁誹謗,甚于盜賊”。當時還是陳州知州的司馬光更疏稱按照蔡確立下的規定,自己寫這封奏疏也是“越職言事”,倘使朝廷仍然堅持前朝新黨立下的鉗制言論的政治規矩,那么他自己“若亦不得言,則毋所復用于圣世矣”,欲用引身告退來陳請太皇太后廢除新黨對言論的禁錮。

  朝廷的反應是在5月30日發布一道所謂廣開言路的詔書。

  但這道詔書被新黨動了手腳。它名義上表示即使“其言不當于理,不切于事,雖拂心逆耳”,朝廷也會“欣然受之,無所拒也”。但接下來,詔書卻以超過求言納諫部分一倍的篇幅,開列六條禁言的內容:“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則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

  當司馬光6月17日到達京城時,這道名為求言實則禁言的詔書已經在朝野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代為攝政的太皇太后在司馬光赴闕覲見時,將詔書的草稿交給他看閱,司馬光明確告訴太皇太后,這道所謂廣開言路的詔書,“此非求諫,乃拒諫也”。在隨后的奏疏中,司馬光揭露了新黨如何假借求言以禁言的陰險手段:

  “臣以為人臣惟不言,言皆可以六事罪之。其所言,或于群臣有所褒貶,則可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謂之‘犯其非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憫,則可謂之‘炫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之者矣!”

  6月19日,在司馬光的陳請下,太皇太后頒布了新的求言詔書,刪去了這六條禁言條文。幾天內,掙脫了禁言束縛的四方吏民就爭先上疏言事,“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新黨以變法改革為名鉗制民意的堤壩被徹底沖毀,長達數年的政治高壓時代終于過去了。

  司馬光與新黨之間的對決旗開得勝。6月21日,他被任命為門下侍郎,相當于副相。他的好友呂公著出任尚書左丞,同在樞要,但朝廷中八位宰執中,六位都是新黨成員。在過去十余年間,新黨操控朝政,幾乎將所有異見人士排摒在外。6月27日寫給侄兒的信中,司馬光的憂慮之情溢于墨端:

  “一朝升擢,出人意表,舉朝之人悉非所識,逆見忌嫉者何可勝數?而獨以愚直之性處于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是以受命以來,有懼而無喜。”

  反擊:公正無私的黨同伐異

  面對新黨的首輪攻勢,司馬光幾乎可以說是孤身奮戰。而現在,他要開始奮起反擊了。從7月開始,他在太皇太后的垂詢下,引薦了一批或是早年因反對新法遭受貶謫,或是因不愿屈從新黨辟處卑職的人才。

  與王安石當年黨同伐異的引薦不同,司馬光首先看重的是德行。他將所薦朝士手書成一冊,名為“舉賢才”,四百年后,明代一位叫葉盛的人曾有幸看過這部手稿,按照史書查考上面的人名,發現司馬光品鑒人物之精準,“失之者十不一二”。

  諸如劉摯、趙彥若、傅堯俞、范純仁、范純禮、范祖禹、王巖叟、程頤、呂大防、蘇軾兄弟都在此時被引薦入朝,大都居于負責向皇帝上疏進言、糾彈百官的臺諫之位。

  盡管新黨中的另一位領袖章惇試圖以親戚避嫌的祖制為名將司馬光舉薦的范純仁、范祖禹二人踢出臺諫之位,但司馬光再三堅持二人應當在此,他駁稱二范作諫官乃是眾望所歸,如果一定要遵循祖制,那么他本人很愿意避位退職,為賢者讓道。

  到12月,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司馬光已經在朝廷中布置好足以與新黨分庭抗禮的政治勢力。1086年3月19日,司馬光被任命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也就是首相。兩個月后,5月30日,司馬光的好友呂公著升任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兩大宰相之職全部落于司馬光一黨之手。在司馬光帶領的一批同道的反復諫諍下,新黨的三大主力蔡確、章惇和韓縝三人相繼罷相,且被排擠出朝廷中樞。

  這并不意味著司馬光將會使用新黨當年碾壓異見人士的手段來鉗制不同聲音。為了表明自己公正無私的態度,在升任首相的同時,他親自寫了一張公開榜文,告訴那些上疏進言之人,如果他們“睹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或者“整理官職差遣,理雪罪名”,那么,請將自己的想法直接上聞朝廷,他會和同僚一起商議,“公議施行”。但他本人堅拒任何私下請托,“若在私第垂訪,不許語及”。

  盡管司馬光對新黨一派進行全面打壓,但他從未試圖將這些人趕盡殺絕。非常微妙的一點是,他在奏疏中反復將新法的弊害歸咎于那個開啟這個災難按鈕的人王安石,但從來沒有打擾過已經退職在家的王安石的清靜安寧,或是通過政治手段給他施加任何壓力。

  身為舊黨領袖的司馬光與新黨開創者王安石之間的真實關系始終令人難以捉摸。這兩個人在生平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司馬光比王安石只大兩歲,兩人都出身地方官員家庭,早年都曾跟隨父親的官職調動輾轉各地,都經歷過仁宗朝“八十余年,內外無事”的升平盛世和范仲淹功敗垂成的慶歷新政,都曾在地方為官并卓有成績,最后入京任職。

  正是在京師期間,司馬光與王安石兩人初次訂交,并發展出一段令時人稱羨的友誼。那是在1059年,司馬光改判度支勾院,而王安石也從江南東路提點刑獄任上調入京城為度支判官,兩人早就耳聞過對方名聲,如今又在同尞,更是惺惺相惜。司馬光、王安石再加上呂公著和韓維四人因為“特相友善”,被稱為“嘉祐四友”,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的友誼更是到了親密無間的程度。在一首題為《和王介甫烘虱》的詩中,司馬光以戲謔地語氣調侃王安石不修邊幅,召來滿身虱子,使他“通夕爬搔不能臥”,勸他“但思努力自潔清,群虱皆當遠邇播”。

  恰也在此時,司馬光發現了王安石性格上的另一面:執拗,這一點既可以被視為堅毅不屈,同樣也可以被視為冥頑不化。事實證明,王安石的性情最終是朝著后者發展的。這一點終于在1068年總爆發。這一年是南郊祭祀之年,每次禮畢,按理都應當賜予陪祀官員若干銀絹。但是時任宰相曾公亮認為這一年二股河決口,水患嚴重,國用不足,理應力行撙節,希望可以省去賜予的銀絹。這本來只是一件小事,但卻引發了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的激烈沖突。

  在神宗皇帝面前,司馬光奏稱方今本來就國用不足,加之災害,應當節省像是郊祀賞賜這樣的“冗費”,把省下來的錢用以救濟災民。而王安石則堅持,國家既然“富有四海”,所以像是郊祀賞賜這些財物,本身所費無幾,如果吝惜不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而且王安石認為“國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

  王安石對“國用不足”的輕忽態度,讓司馬光動怒。使司馬光與這位故交老友徹底決絕的原因,正是王安石所謂的“理財術”。王安石認為,國用不足的原因乃是“未得善理財之人”,只要有了“善理財者”,那么就足以讓“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但司馬光卻一語道破這個看似富國利民兩全其美的理財術背后的真正玄機:

  “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

  誠如司馬光所洞破的那樣,縱觀歷代所謂以富國為旗幟的理財術,都不過是聚斂之術。而這種直覺來自于一位儒士對法家天然的戒心。一千多年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商君書》里道盡法家富強之道: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圖:《商君書》,記錄了商鞅治理秦國的主要思想及舉措

  而如今王安石所謂的理財術,不過是喬裝改扮的法家富強術的變種而已。

  司馬光的歷史經驗告訴他,在經濟上不可能有兩全其美的事情,必定是有益必定有損。對王安石所謂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他反駁道:

  “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

  如果想讓國家財政有錢,那么:

  “不取于民,將焉取之?”

  ——所有增加國家財政的手段,無論口號再如何漂亮,都不過是想方設法對百姓進行聚斂。

  司馬光并非固執己見,不愿改革。早在1061年司馬光身處諫官之位時,他就接連呈奏《進五規狀》《論財利疏》等,希望可以推進政治和財政改革,但與王安石后來進行的變法全然不同,司馬光堅持認為國家不應當將自己日益冗繁的財政負擔轉嫁到民眾頭上,假理財之名而行聚斂之實。國家應當盡可能地減輕賦稅,同時節省自身開支,將財富歸于民間。理想狀態下國家對財政的處理權應當只有一個,在不造成民眾負擔的情況下積蓄儲備,以便在災害降臨時可以及時賑濟。也就是儒家所謂的“收有余而補不足”,除此以外,國家不應當與民爭利,更不應當聚斂求富。

  閱讀司馬光的改革方案,不能不說他同樣也不乏理想色彩,但必須承認,他道破了一個悖論:富國與富民之間是矛盾的,而他選擇站在富民這一邊。令人遺憾的是,急于達成富國強兵理想的皇帝最終選擇站在王安石一邊。這成為司馬光與王安石決裂的根本原因。也是司馬光息政歸隱長達十五年的真正原因。

  現在,一切都被倒轉了過來。王安石和他的新法已經成為昨日黃花,司馬光重歸權樞。已經退隱金陵的王安石,從邸報上看到司馬光升任首相的消息后,悵然慨嘆:

  “司馬十二作相矣!”

  王安石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拼盡半生氣力推行的新法全部被推翻,包括他最得意的助役法都被廢除。他與司馬光不同,后者政治失意能夠做到全然不問政事,甘老泉林,王安石雖然自詡超脫,內心卻不能忘情于政治,這使他愈發苦悶。身體上的疾病也正在吞噬他的生命。1086年5月21日,就在司馬光拜相的兩個月后,王安石離開人世。得知消息的司馬光在寫給呂公著的信中表達了對這位昔日老友,舊時政敵的念念之情: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進非。至忠直疏遠,饞佞輻輳。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光以為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如今新法已敗,司馬光所擔心的反復之徒,不是新黨孑遺,而是那些借反新法為名趁機干進的鉆營附會之徒。

  如他所預料到的那樣,當京師國子監學生聞聽王安石唁訊,想要集體設齋遙祭時,國子司業黃隱卻擺出一副義憤填膺的怒態,聲言要將這些學生繩之以法。黃隱的鉆營附會,換來的是司馬光門下呂陶一封憤怒的奏疏,斥責他“素寡問學,薄于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茍安其位”。黃隱被罷官免職。

  重病:改革與時間賽跑

  “司馬公頂光帽而坐,氣潔清而瑩,精神康安。”

  1086年3月20日,司馬光拜為首相的第二天,他的老友中書舍人林希來探望他。前一天宣布任命詔書后,天降微雨,大街小巷的人都稱之為“司馬雨”。司馬光已經被視為“及時雨”般的人物,寄予厚望。盡管林希眼中的司馬光“精神康安”,但在日記的后面,他不無憂慮地寫道:

  “(公)云足腫,瘡面大如手掌,黃水出未止,足弱無力。”

  自年初患病以來,司馬光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體力不支使他自請卸下沉重的政務負擔,在2月19日的奏表中,他以一種慚怍的語氣痛責自己因病廢職,尸位素餐:

  “豈有執政大臣身居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養病于家之理?”

  他乞求皇帝給予他一個宮觀使的閑職,就像他在過去十一年里被朝廷放逐的那些歲月里一樣,閑居家中,頤養天年。但朝廷卻將更重的首相負擔加在他的身上。他越來越感覺到時間的緊迫,因此也加快了廢除新法的步伐。他一直將弊端叢生的新法比作是毒藥,

  “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疾,茍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后盡舍之哉!”

  很多人認為司馬光雖然軫念民瘼,但是遽然從閑居擢升大政,所以對新法在民間的狀況并不了解,因此廢除時也如王安石急于推行一般,有著某種躁進心態。但實際上,司馬光對新法在民間的弊害有著設身處地的認識,盡管他肯定是戴著尋隙找錯的眼鏡來審視的。

  那是在1070年,他決心掛職歸洛的前一年。因為王安石以因言入罪的手段將所有反對新法的人排擠出朝廷,甚至不惜以此陷害自己與司馬光共同的好友呂公著,司馬光在義憤之下請求離開京城前往永興軍路。

  在朝中時,他已聞知免役法使當地貧民困窘難捱。此地本來已經飽受戰爭和天災的摧殘,經濟凋敝,然而按照免役法:“人戶均定免役錢,隨二稅送納,乃至單丁、女戶、客戶、寺觀等,并令均出”。本來這些貧弱的“下戶及單丁、女戶等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孤貧鰥寡之人俱不免役也”。

  等到司馬光抵達任所后,他發現真正的情況遠比他在朝中所聽聞的更糟糕。當地民眾不僅飽受免役、保甲等新法的困擾,青苗法更是當地政府榨取盤剝百姓的一件得利工具。陜西提舉常平司的官員通過反復扭折的手法,使農民借陳米一斗,到期就要繳納小麥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者是三斗粟米,即使是民間高利貸都沒有官府的利息嚴酷。尤為最關鍵的問題是,在以“富國”為光輝旗幟的變法改革的指導下,對地方的政績考核只看其能否為國家財政增長貢獻更多的財貨,只要讓財政報表上的數字好看,完全不顧這些數字的背后是如何薄予厚取,聚斂盤剝。

  司馬光接連上疏苦苦乞請四等以下農民借貸青苗錢不取利息,如實在不行,納一斗二升也可以。作為一個以至誠為信條的人,他甚至不得不違背自己表里如一的真誠,下令所部八州軍不得執行司農寺催逼農民繳納青苗錢的旨令。但他的三個月的所有努力最終換來的只是徒勞無功:

  “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茍其不然,是為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為盜竊之行。”

  這是司馬光卸職前給神宗皇帝上的最后一道奏疏。

 

  圖:宋神宗像

  十五年后,他重新歸來,回想之前耳聞目睹的新法種種聚斂盤剝的苛政,他當然亟于糾過。十五年前,他面對陜西百姓的輾轉哀嚎無力回天,十五年后,他終于大權在握,當然會哪怕冒著矯枉過正的危險,也要拼盡氣力旋乾轉坤。他的身體狀況也明白無誤地提醒他,這很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搏。

  盡管司馬光握有重權,但幾乎每一條新法的廢除都使他不得不罄盡心力。

  新法施行已有數年,盡管時馳時緊,但是一批圍繞新法而形成的利益集團早已盤根錯節,想要把它們一舉戳破并非易事。同時,司馬光的急迫心情也難以得到同黨的認可。

  直到1086年2月,各路提舉官還在“抑配青苗錢,勒百姓供情愿狀”,盡管司馬光使太皇太后同意恢復舊常平法,但朝中很快就有反復,由于之前對西夏作戰耗費了大量錢糧,而青苗法有利于短時期聚斂財富,因此國用不足成為了官員阻撓恢復常平法的原因,在反對恢復舊法的人中,甚至包括司馬光親自舉薦的范純仁和蘇軾。臥病中的司馬光聞聽此事,強支病體上朝,怒斥那些企圖恢復青苗法的官員:

  “不知是何奸邪勸陛下復行此事!”

  最終,常平法得以恢復。但恢復的并非全然是舊法,而是進行改革的常平法,分為三等價格,保證豐年糧賤時政府以高價收購,災年糧貴時以低價售出,并且官糧出借只收成本,不收利息,為了防止官員催逼農民納糧,特意規定所借糧食隨稅送納。

  讓司馬光最深惡痛疾的免役法,廢除起來更加困難。

  古代賦稅本來只有租、調兩種,租為糧稅,調為服役,后來又有庸,庸本來就已經是免役錢,但后來成為正稅,等于交了免役錢后還要服役。而現在,助役法又要繳納免役錢,等于是稅上加稅。司馬光以“不合令民出錢”為基點全盤廢除,改為差役,卻也同樣也讓那些希望能夠納錢免役的百姓感到不便。

  就像司馬光所意識到的那樣,朝廷貪婪的欲望無止無盡,重復取稅的免役法遲早會成為“萬世膏盲之疾”。如晚明學者王夫之所言,免役錢后來果然又成為了國家財政收入的一筆固定的重要進項,只不過換了一個名義。到明代時,已經交了兩份免役錢的老百姓因為對自己已繳稅種毫不知情,因此身上還是背著徭役的負擔。為了免除徭役,他們又交了第三份免役錢。

  司馬光竭盡全力廢除以聚斂百姓為能事的新法,他也因此耗盡了自己的精力。他越發擔心自己無法看到新法被徹底廢除,這又迫使他更加忘我地投入工作。廢除新法固然是為天下解毒,同時也成了他自己的毒藥。他的一些朋友看到他躬親庶務的繁忙和日漸羸弱的身體,一再勸勉他要保重身體,他回答了四個字:

  “死生,命也。”

  6月15日,他的身體似乎好了一些,于是銷假堅持上朝。9月22日,病情再度復發,幾乎可以肯定是憂勞導致的結果。10月4日,臥床不起的司馬光在奏疏中談及自己的病情:

  “患左足掌底腫痛,全然履地不得,跬步不能行,未知痊愈之期。”

  他懇請朝廷免去自己的明堂(即將告成)宿衛之職。之后,他就陷入了昏迷之中。侍疾的人發現,神志不清的司馬光,口中喃喃的仍然皆是“朝廷天下事”。

  他最終留下的只有八張紙,全是論當世要務的手札。

  他的遺榻枕邊,只有一卷《役書》。

  圖:宋徽宗上臺后,重用蔡京等新黨人士,將司馬光、蘇軾等列為“元祐奸黨”,并在全國立起“元祐黨籍”碑

  牛冤:中斷的政治遺產

  南宋馬純的《陶朱新錄》記載了一件司馬光的軼事。

  華州村一個耕田人養了一頭牛,一天,這個耕田人在睡覺時,突然來了一只老虎,牛為了保護它的主人,用犄角趕走了老虎,救下了主人。但熟睡中的主人對此一無所知,待他醒來,看到的是一頭不知是何原因遍體鱗傷的牛。他大怒,認為這頭牛在興妖作怪,便去杖打牛。牛不會說話,只能逃跑,這使耕田人更加生氣,于是把這頭牛抓來殺死,“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

  司馬光在聽聞了這則故事之后,慨嘆這頭牛:“有功而見殺,盡力于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名。”忠臣獲罪冤死,與這頭牛是一樣的。司馬光寫道:“是牛也,能捍虎于其人未寤之前,而不全其功于虎行之后,其見殺宜哉!”

  司馬光其實并沒有聽過這個故事。馬純陶刻意留下了蛛絲馬跡,讓人知道這不過是他假司馬光之口所寫的一段寓言。在軼事開頭,他寫道,此事發生在紹圣年間(1094-1098),距離司馬光去世,已有十余年之久。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則軼事中冤死的牛卻恰似司馬光的遭際。盡管他最終沒有被處死,且在葬禮上享盡哀榮。但他所竭力廢除聚斂新法、還富于民的政治遺產,卻隨著他的殞逝而中斷了。

  在他去世后,他舉薦的同黨很快就因為群龍無首分崩離析。

  他對新黨進行過打壓,但從未采取任何暗中陰謀的權術手段。但在他死后的第二年,他的同黨們就借口《游車蓋亭》詩案,以文字獄的手段將蔡確貶死于號為“人間地獄”的嶺南新州。這場文字獄成了舊黨進行政治清洗的手段,將新黨一網打盡。而當年新黨打壓對手的“烏臺詩案”,被貶竄者也只有蘇軾一人。

  圖:蘇軾所書《寒食帖》(部分)

  由此,司馬光軫念民瘼的“元祐更化”,最后發展為互相傾軋的黨爭。

  紹圣元年(1094),重新上臺的新黨實施報復,下詔剝奪了司馬光的謚告贈典,砸毀神道碑,甚至一度打算對司馬光斫棺暴尸。所有司馬光的同黨都被列為“元祐黨人”,立碑詆毀,甚至將其姓名鑄刻在寶鼎上,就像當年大禹將魑魅魍魎的形象鑄于鼎上一樣。迫害了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司馬光平反的,卻是他一直以來憂慮的外患北虜。

  當司馬光拜相時,聽聞消息的遼國曾有“中國相司馬矣,切無生事開邊隙”之語。1127年,已滅亡遼國的金國大軍攻進京師開封,在廢墟中發現了那尊詆毀司馬光等人的寶鼎。金人感嘆道:

  “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

  遂怒而擊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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